摘要：目的:考察积极关注对社交焦虑者的焦虑、解释偏差及注意偏向的影响。方法:借鉴认知行为治疗中记录思维日记的方法(Dysfunctional Thought Record,DTR),改良后通过一系列问题引导社交焦虑者(非临床样本)进行一个月的正性思考,引导其关注正性信息。内容包括对某一正性事件积极的想法、积极的情绪、舒适的躯体感受以及积极的行为结果。结果:一个月的积极关注训练后,社交焦虑者自我报告的焦虑水平明显改善(P<0.001);解释偏差任务中选择正负性解释的反应时均明显缩短(P<0.01);注意偏向无明显变化。结论:提示对生活琐事的积极关注可以有效改善社交焦虑者焦虑症状及解释偏差。

摘要：目的:考察高低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正性评价的解释偏向。方法:选取12名高社交焦虑(SIAS得分超过中国常模均值1个标准差)大学生参加半结构式访谈,了解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受到正性评价的情形和经历及对正性评价的反应,并归纳其解释正性评价的方式;另外选取大学生43人(高社交焦虑21人,低社交焦虑22人),采用简版负性评价恐惧量表(BFNE-S)、正性评价恐惧量表(FPES)、自编正性评价解释方式评定问卷评定其负性评价恐惧、正性评价恐惧水平及对正性评价解释方式,检验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评价的解释偏向。结果:访谈结果表明,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在受到正性评价时易产生负性情绪,其解释路径可归纳为"正性评价提升他人期望","正性评价增加人际冲突"两类。高社交焦虑组的BFNE-S和FPES评分均高于低社交焦虑组(均P<0.001);高社交焦虑组对正性评价的消极解释评分高于低社交焦虑组,对正性评价的积极解释评分低于低社交焦虑组(均P<0.05)。结论:高社交焦虑大学生认为正性评价会提升他人期望或带来关注,且相对于低社交焦虑大学生更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解释他人期望提升与关注的后果。

摘要：目的:探究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实践中对知情同意伦理的态度和行为,并比较其态度和行为的差异。方法:通过问卷星收集99名心理咨询师(男20人,女79人；年龄23~56岁),采用自编心理咨询知情同意伦理调查问卷(SICE)进行调查。SICE评估心理咨询师个人情况、保密性、紧急状况处理、心理咨询过程、备选方案5部分内容。结果:心理咨询师最看重保密性(4. 9±0. 3)以及请假、收费(4. 8±0. 6)等咨询过程相关的知情同意内容,最不看重婚姻情况(1. 9±1. 1)、宗教信仰(2. 6±1. 3)等咨询师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内容。除保密突破外,心理咨询师对知情同意内容的一般态度均能正向预测其口头(β=0. 24~0. 80)及书面告知来访者的行为(β=0. 12~61)。心理咨询师对知情同意内容的态度与口头告知行为的相关高于其态度与书面告知行为的相关(P <0. 05)。结论:心理咨询师最看重保密性和心理咨询过程的知情同意内容,最不看重心理咨询师个人情况的知情同意内容,心理咨询师对知情同意伦理的态度和行为基本能保持一致。

摘要：目的:考察心理咨询师在面对价值冲突情境时的自身价值参与程度。方法:选取75名咨询师,采用自编价值冲突情境问卷(包括价值中立、价值澄清、价值引导和价值灌输4个水平),调查其在面对价值冲突情境时的价值参与情况。结果:咨询师在4种价值参与水平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价值澄清得分最高,价值中立次之,价值引导和价值灌输得分最低。最高学历专业为心理学的咨询师的价值澄清得分高于医学专业的咨询师[(5.2±0.1)vs.(4.0±0.4),P<0.05]。咨询师的从业时间与价值引导、价值灌输得分呈负相关(r=-0.26、-0.25,均P<0.05)。结论:在面对不同的价值冲突情境时,咨询师更倾向于价值澄清和价值中立式的回应,而很少做出价值引导和价值灌输式的回应。

摘要：目的:考察咨询师与来访者对送礼的认知及决策上的差异。方法:选取北京某大学所属两个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36人和来访者34人。采用自编送礼情况调查问卷,考察咨访双方在4种送礼情境(低价/高价/自制/购买)下认知及决策确定程度的差异。结果:对自制礼物,咨询师的"送礼行为可能对咨询造成的影响程度"得分高于来访者[(5.3±2.2)vs.(4.2±2.0),P<0.05]。在决策确定程度上,组别与礼物来源(F=10.58,P<0.01)及组别与礼物价值(F=4.92,P<0.05)均存在交互作用。事后检验发现,对于高价值、自制的礼物,咨询师比来访者更倾向于拒绝该礼物;对于低价值、购买的礼物,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决策无差异。结论:咨询师在处理送礼问题时应更注重对自制礼物的影响进行说明,并注意来访者对咨询师接受高价值及购买礼物的预期与咨询师本身决策的差异。

摘要：目的:考察具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个体在认知功能上是否存在抑制缺失,探究其不能抑制负性无关刺激的现象,以帮助解释抑郁、反刍思维对个体产生影响的认知机制。方法:招募52名在校大学生,采用Beck抑郁问卷(BDI)和反刍思维量表(RRS)测量其抑郁和反刍思维程度。根据反刍思维量表的得分,以中位数(48.5)作为分界点,确定高/低反刍思维分组各26名。被试被随机分入启动条件或非启动条件(n=26),进行主动遗忘任务的实验。实验过程中被试需要就遗忘词表(记忆词表)中出现的正性/负性情绪词汇进行词性判断。被试以自陈报告的方法,回忆两个词表中出现的词汇,记录被试对各词表正/负性词汇正确回忆率。结果:反刍思维高分组对遗忘词表的回忆率高于反刍思维低分组[(44.2±15.2)%vs.(35.6±13.1)%,P<0.05],对于记忆词表的回忆率低于反刍思维低分组[(30.6±11.3)%vs.(41.4±11.6)%,P<0.01]。启动条件下,被试对遗忘词表的回忆率高于非启动条件下的被试[(44.2±14.7)%vs.(35.6±13.6)%,P<0.05];反刍高分组被试对负性情绪词汇的回忆率高于对正性情绪词汇[(53.0±17.3)%vs.(47.0±17.3)%,P<0.05]。以BDI得分作为协变量,实验条件与词性间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条件与启动条件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研究结果提示反刍思维与抑制功能缺失有关,高反刍个体对无关刺激存在认知抑制缺失,这种认知功能的缺失可能部分源于其抑郁水平的影响,但影响方式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摘要：本研究采用情绪启动范式考察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刺激解释偏差。研究以正性和打碎的面孔为启动项,正性或负性非社交词为目标项,要求高社交焦虑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判断目标项的情感色彩,并记录其反应时与准确率。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具有不同的情绪启动模式:高焦虑组被试未表现出显著地相容性效应;他们在正性-正性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慢于控制组被试。研究结果提示高社交焦虑个体具有对正性社交刺激的解释偏差,他们不能充分理解正性社交刺激的积极含义。

摘要：目的:考察高社交焦虑个体是否对正性面孔存在主观解释偏差,探索其对正性社交信息的解释方式,以帮助理解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刺激的认知加工模式。方法:研究为单因素设计,以被试社交焦虑水平为组间变量。采用社会交往焦虑量表(SIAS),从60名学生中筛选出得分最高的前27%和最低的后27%,分别为高、低社交焦虑组。以正性情绪面孔为材料,给出其在特定社交背景下可能的正性、中性和负性解释,每种解释为一个独立的评分维度。通过自陈报告的方法,要求高、低社交焦虑组被试就想到某一解释的可能性大小进行评分;随后再根据自身对每种解释的相信程度,对三者进行排序。结果:评分结果表明,相比于低社交焦虑个体,高社交焦虑个体更不容易想到对正性面孔的正性解释(P<0.001),而更容易想到负性解释(P<0.001);排序结果表明,高社交焦虑个体更不相信对正性面孔的正性解释(P<0.001)。结论:高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面孔存在解释偏差;他们不仅无法充分理解正性面孔的积极含义,还更倾向于直接对正性面孔做出负性解释,两者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症状的维持。

摘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由高情绪刺激引起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闯入、闪回、病理性重复体验、持续性警觉性增高和回避等症状严重损害其认知功能。PTSD患者记忆形成了情绪网络。情绪记忆具有强烈、持久的特点,在记忆中具有优势地位。回顾PTSD患者情绪记忆优势的行为及脑成像研究发现,PTSD患者情绪记忆优势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需进一步探讨。

摘要：保密原则对心理咨询/治疗有重大的影响,在未成年人心理咨询或治疗时这一伦理议题尤为突出。本文将从法律层面、未成年来访者自主权、父母或监护人的权利等方面了解青少年(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保密原则,深入探讨其限制及与成人咨询保密原则的差别。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咨询师或治疗师可能会面对保密相关的伦理困境,本文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伦理信息和职业信息,并有助于尽早制定出适用于未成年来访者的伦理守则。

摘要：本研究分别在短时(60ms)和长时(无时间限制)条件下呈现匹配的正性和中性面孔,要求高、低社交焦虑被试选择更具威胁性的面孔,以验证两者对正性刺激是否存在主观解释偏差,并考察该偏差产生于认知加工的哪一阶段。结果发现,长时条件下,高焦虑组选择正性面孔的比例显著高于低焦虑组;短时条件下无显著差异。提示高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刺激存在主观、外显的解释偏差,他们更倾向于对正性刺激做出消极解释,并且这种偏差产生于认知加工的后期。

摘要：目的:了解咨询师的决策风格与其伦理决策行为的关系。方法:选取高校心理咨询师89名,采用一般决策风格问卷(GDMS)调查咨询师的决策风格、自编伦理情境问卷(包括胜任力与无伤害、保密与青少年伦理、双重关系与避免非法利用、知情同意、隐私权与保密性、价值中立6个情景)调查咨询师的伦理决策行为。结果:咨询师GDMS的4个维度得分依次为理智型(20.2±2.8)、依赖型(16.3±3.9)、直觉-冲动型(14.2±2.6)和逃避型(11.9±4.4)。咨询师对"保密与青少年伦理"、"双重关系与避免非法利用"、"隐私权与保密性"、"价值中立"4个情境的态度较一致(同意或不同意比例为71.9%~98.9%),"胜任力与无伤害"、"知情同意"2个情境的态度差异较大(同意比例分别为46.1%和56.2%)。年龄与理智型、依赖型和逃避型得分呈负相关(r=-0.27、-0.29、-0.29,均P<0.05)。回归分析显示,依赖型在"胜任力与无伤害"、"保密与青少年伦理"、"隐私权与保密性"3个情境正向预测咨询师的态度(OR=0.84、0.72、0.81,均P<0.05)。结论:对于伦理情境的决策,咨询师表现出较强的伦理意识和较为一致的伦理态度;依赖型得分高的咨询师更容易受他人意见影响。